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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价值论观点述评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友投搞 更新时间：2005-7-2

	一、“知识价值论” 根据“知识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知识价值论”可分两类：一是“取代说”，二是“发展说”。 （一）“取代说”是指由于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必须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 西方，以奈斯比特、里夫金（J.Rinkin）为代表。奈氏认为：“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 ）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 ）所取代。知识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注：〔美〕奈斯比特：《大趋势》，1982年英文版，第17页。）里夫金认为：“文明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劳动的概念而构成的。现在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将人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抹去。智能机器正在无数的工作岗位上代替人的劳动，迫使成百万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加入失业者的行列。”（注：〔美〕里夫金：《技术的两面性》，《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0期。） 中国，以张直为代表。认为（1）知识本身， 作为劳动产品包含着价值，并能将自身转化为现实价值；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2 ）在传统经济中是劳动创造财富（即价值）；在知识经济中，不是（直接）劳动，而是科学技术（即知识）创造财富（即价值）。“在知识经济中，人的直接劳动已脱离生产过程，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这时，再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创造问题，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于是知识价值论便应运而生。”（注：张直：《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湖南经济》1998年第6期。） （二）“发展说”是指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认为知识（科学技术）也创造价值。或者认为，“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在经济时代的发展和突破。 美国柯里（J.Curry）等人认为，（1）在所有历史时期，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类的创造，由知识起中介作用，并与物质世界有关。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显然改变了的只是知识信息的数量、质量和密度，是知识发展和变化的速度，是体现在即使是最普通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中的知识分量。（2）知识是一种过程， “这种过程是与作为过程的资本的其他各种类型‘并驾齐驱’的，并且或许甚至能改变后者”。（3）“知识＝价值”。 体现在一件知识商品中的价值主要是其信息的或思想的内容。（4 ）马克思选择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任意的，甚至没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我们没有理由不能确定（并强调）知识是价值的另一决定因素。（注：〔美〕柯里：《价值创造与知识经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9—10 期。）也就是说，决定商品价值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二是知识，即知识本身的使用价值。 中国沈建新等认为：（1 ）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突破。（2 ）科学的知识价值论能够被确立起来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一类是创造性劳动，另一类是重复性劳动。只有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重复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3）知识是人把握客观现实和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动过程，也就是人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一般来说，创新程度越大，知识含量也就越高，所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4 ）知识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走向有机结合的一条极有希望的途径。（注：沈建新：《知识价值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2期。） 桁林认为，（1）作为一个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 智力创造也就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它集中体现在知识产品生产上：一方面改善了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相应提高了劳动质量和效率。（2）知识创造价值越来越独立化、市场化，知识本身已越来越成为衡量价值大小的尺度。（注：桁林：《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1期。） 二、智能价值论 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国的童天湘。他在《智能革命论》一书中提出了“智能价值论”：（1）人类文明史的划分依据不应该以浪潮说， 而应以两种革命——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来划分。人类已经历了磨擦取火、制造蒸汽机、电力使用和核能利用这四次能量革命。能量革命使人和机器的潜能释放出来，导致社会智能化。（2）“知识本身不是力量”，知识的获取、处理、使用和创新，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这正是人类智能的体现——智能就是力量。因此，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新知识和高智力，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和知识。（3 ）随着物质型经济向智能型经济的转移，商品的价值也从主要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转向主要由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智力能使产品有高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上的高效益。（4）商品价值大小不是以劳动时间为度量尺度，而是以劳动的质为依据。（5）智能价值的核心是创新求异。 这是多元社会多样性的价值反映。（注：转引自《自然辩证法》1996年第7期， 第66—68页。） 英国学者斯伽尔米（D.Skyrme）认为（1 ）知识是产品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2 ）人力资源——能力——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中是价值的灵魂。（3 ）渗透在体系或过程中的知识与游离于人们头脑外的知识相比，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4）信息/知识密度——能产生效益的产品依赖信息和专门知识；在发达经济中超过70％的雇员从事信息工作，在许多工厂里，工人是用脑而非用手在工作。（注：〔英〕斯伽尔米：《全球知识经济及其对决策者的深远影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8期。） 三、科学技术价值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在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知识经济初露端睨之时，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也创造价值，但在怎样创造价值，以及在创造价值中作用大小等方面，又有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同样创造价值。 谷书堂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同样创造价值。据西方发达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的贡献率已达60—80％，而另一方面，生产中所耗费的活劳动相对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劳动作为因社会分工而分开的社会总生产劳动的一部分，作为高智能的劳动被利用到直接生产过程，就不仅可以把自身的价值生产出来，而且如同活劳动一样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新价值。因此，科技进步同样创造价值。（注：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钱伯海认为，先进技术设备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作为一代又一代的复杂劳动的积累和物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在生产中代替和节约大批活劳动，从而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中，产生放大效应，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注：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技术对价值形成有重大影响，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创造价值。 冯文光等认为（注：冯文光：《马克思的价值决定论及其现实意义》。），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从质上来说，由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立为决定价值（量）的多种因素开辟了道路。除劳动以外，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也是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参与价值的形成，如固定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明确说，“凡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率的一切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决定因素加入产品价值的形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本上。”（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91页。） 李定中认为，先进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价值。“新技术设备用于生产时，在能够因此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它就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其关键在于先进技术在使用中扣除转移价值后，仍可帮助劳动者无偿利用更多的自然力，以节约或代替更多的人类劳动。这些自然力本身虽没有价值，但在市场竞争中谁能率先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力以替代更多的人力，从而在价值关系中能使个别价值还原为更多的社会价值。（注：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四、信息价值论 西方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代表。他认为信息是信息社会中的战略资源。智力信息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社会动态变化的源泉，换句话说，在信息社会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已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地不再靠劳动者的体力和技能，而是靠智力和知识。（注：转引自夏立容：《信息时代的标志及基本特征》，《自然辩证》1996年第8 期。） 中国葛伟民等认为：（1）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范畴。 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主要来源于以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知识作为劳动的过程，它只是增加劳动力的价值；作为劳动的成果，在被应用时，它的价值可以被转移到劳动对象之中或被包括在劳动成果之中，不论这种劳动是以物化的形式提供还是以“服务”形式提供。（注：葛伟民：《知识经济与脑力革命》，《上海经济》1999年第1期。） 五、简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国内外涌现的这些观点不过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热点问题的有益探索，它们从不同侧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究竟谁创造价值”的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这对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把握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 第一，以约翰·奈斯比特为代表提出的“知识价值论”，虽然有其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动机，但毕竟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一个以信息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揭示了“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的大趋势。里夫金以智能机器正在许多领域、许多岗位上代替工人的劳动为依据，得出人类第一次系统地将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抹去的“劳动终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一论断却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必将造成对广大工人劳动替代的客观趋势。也许，这仅仅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实的描述。但它们的今天正是我们的明天。美国学者柯里（J.Curry ）对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创造问题的认识有其科学的闪光点：劳动是人类的创造，即使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知识和信息的数量、质量、密度，及其在生产经营中所占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他把知识看成至少与资本“并驾齐驱”甚至能改变后者的一种过程，并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都是十分有见地的思想。不足的是，他认为决定价值的除了劳动，还有另一个因素——知识，因而陷入劳动、知识“二元价值论”。 与此不同的是，沈建新、桁林等认为知识价值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突破，并赋予知识和知识价值论以新的内涵。如把知识理解为“人把握客观现实和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动过程，也就是人的创造性劳动过程”；把知识创造价值理解为“创造性劳动价值论”或“科学价值论”。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只可惜作者把知识、科学、创造性劳动三者等同，把作为“创造性劳动过程”的知识（动）与作为这一过程结果的知识（静）混同；进而与知识（静态）的体系——科学、以及创造性劳动三者混为一谈。最终走向“效用价值论”。 第二，“智能价值论”认为“知识并不就是力量”。知识的获取、处理、使用和创新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这正是人类智能的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也从主要由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转向主要由智力劳动创造价值。作者试图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新知识和高智力（能）创造价值，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却混淆了智能（力）本身与智能（力）的作用——脑力劳动，结果在智能价值大小尺度上走向了“以劳动的质为依据”的多元效用价值论，即按创新程度大小决定价值。特别要指出的是英国学者斯伽尔米不仅认为人力资源——能力——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中是价值的灵魂；而且认为渗透在体系或过程中的知识与游离于人们头脑之外的知识相比，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知识的运用——脑力劳动比单纯知识本身有更大价值。斯伽尔米似乎已隐约感觉到知识本身的价值比起知识的应用——脑力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小得多。尽管他没有把脑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产物或结晶——知识本身区别开来，但他的这种认识与“知识本身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第三，科学技术价值论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中的巨大威力，肯定了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把价值的创造主体与价值的决定两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认识价值问题，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它更加接近马克思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这绝不排除决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因素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短的影响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5版。）问题在于：（1 ）我们不能把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从而决定抽象劳动的耗费量的因素等同于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劳动本身。（2 ）科学技术——作为复杂劳动的产物——它本身包含着价值和使用价值，但科学技术本身不等于“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本身。前者是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的凝结或物化，后者则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活劳动，前者已凝结为价值，后者只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它本身并不就是价值。“科技劳动或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绝不等于科学技术创造价值。” 第四，信息价值论肯定了在信息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地不再是靠劳动者的体力和技能，而是靠智力和知识的趋势。尤其是肯定了知识经济作为信息经济的重要范畴——它的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由过去以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为主转向以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为主。信息劳动是社会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源泉，但是论者把信息与信息劳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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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劳动与劳动价值论
潭天荣

内容提要：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一种计量各种劳动的复杂程度的建议，并给出一种适用于各种商品的价值计量法，从而得出结论：劳动价值论也适用于脑力劳动的产品。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复杂劳动 脑力劳动 文艺作品 1 引言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马克思当年分析价值时是以机器大工业为背景、以体力劳动为考察对象的。今天面对“知识经济”，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的作用日益突出，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计量问题提上了日程。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制造该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对于规格化的、从而彼此完全一样的产品，不难计算其价值。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可言。这时怎样按照劳动价值论计算其价值呢？ 　　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2 劳动的复杂程度的计量 　　首先，我们将考察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如何计量的问题，这一考察将劈头遇到“复杂劳动”这一概念。 　　马克思曾经提出：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或者说，一定量的复杂劳动等同于较大量的简单劳动。从字面上看，这一命题中的“复杂劳动”这一用语可能有两种稍有区别的含义：一种含义是指因技术熟练而效率较高的劳动，它表现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技巧。另一种含义是指只有经过培训从而具有某种专长的人才能胜任的劳动，它表现某一“工种”或“行业”的特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两处谈到复杂劳动。在其中的一处[1]他写道：“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这里说的似乎是第一种含义。在另一处[2]，马克思提到根据传统惯例，瓦工的劳动在当年的英国被看作“复杂劳动”，这里说的肯定是第二种含义。 　　马克思似乎未曾明确区分复杂劳动的这两种含义，也不曾明确指出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可能明确提出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如何计量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一问题还没有列入日程，那么今天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更确切地规定“复杂劳动”及其相关用语的含义。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的英译本中，与中译本的第一处的“复杂劳动”对应的词是skilled labour。而在中译本的第二处，有“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这一用语，英译本对应的用语是more complicated skilled labour。按照这种对应关系，与“复杂劳动"对应的英语词似乎应是complicated labour。可见中文的“复杂劳动"这一用语所对应的英语词并不一致。因此，在更确切地规定“复杂劳动"及其相关用语的含义的同时，我们也得确切地规定它们与英语词的对应关系。 　　我建议作如下规定：“复杂劳动”这一用语仅用于表现“工种”与“行业”的特征，对应于英语的complicated labour；其反意词是“简单劳动"，对应于英语的simple labour。至于表现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技巧的复杂劳动，则改用“熟练劳动"这一用语，对应于英语的skilled labour；其反意词是“不熟练劳动"，对应于英语的unskilled labour。这样，马克思为了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而不再区分的是skilled labour和unskilled labour；至于包括当年英国的瓦工的劳动在内的“复杂劳动"，则对应于英语的complicated labour。 　　按照这一规定，在具体劳动的意义下，再多的简单劳动也不能取代一定量的复杂劳动，从而复杂劳动不再是“多倍的简单劳动”。但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下说，复杂劳动仍然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换句话说，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下，一小时的复杂劳动等于一小时的简单劳动乘上一个系数，这个系数表现该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姑且称它为“复杂系数”。 　　根据定义，复杂系数所表现的是某种“工种”或“行业”的特征，而不是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技巧。因此，对于同一行业的劳动者来说，其劳动的复杂系数是相同的。例如，每一位作家的劳动的复杂系数都是一样的，不论他是初出茅庐的三流作家还是文学大师鲁迅。此外，一个人只要与简单劳动者生产同一产品，他就是在从事简单劳动，不论他多么熟练。例如，一个八级车工如果和他的学徒加工同一种产品，他的劳动就和学徒工的劳动一样是简单劳动，其复杂系数为1。 　　那么，怎样确定各种劳动的复杂系数呢？这一问题使我联想起怎样测量物体发出的光的亮度的问题。物体发出的某种光的亮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的一个可以用仪器准确地测量，另一个则取决于人的眼睛对于这种光的敏感程度。实验证明，当同一种颜色的光的亮度改变时，人的眼睛对它的敏感程度保持不变，但对于不同颜色的光，人的眼睛的敏感程度却是不同的。因此，同一颜色的光的亮度好比较，不同颜色的光的亮度就不好比较了。然而，相近的颜色的光的亮度还是可以比较的。这样，我们可以先比较相近的颜色的光的亮度，然后由近及远，一步步定出各种颜色的光的亮度来。对于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复杂系数，我们似乎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先比较性质相近的劳动，然后由近及远，定出各种劳动的复杂系数。 　　复杂劳动大致可分为复杂的体力劳动、事务性的脑力劳动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三个等级，但这些等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例如，有些劳动是介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劳动；又例如，有些人部分时间从事事务性的脑力劳动，部分时间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等等。因此，由近及远地定出各种劳动的复杂系数应该是可行的。 　　当然，用这种方法规定不同劳动的复杂程度，在技术上仍然会困难重重。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但困难肯定也少不了。在经济学领域，类似的困难从来就大量存在，但这些困难似乎从来没有困扰过政治经济学。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只要各种劳动的复杂程度原则上可以计量就够了，至于某一种劳动的复杂程度到底怎样计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今天，五花八门的经济学如同雨后春笋，是不是有人会有雅兴建立某种专门研究各种劳动的复杂程度的经济学呢？] 3 规格化的商品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对规格化的商品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类型的商品的价值，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意外的困难。 　　作为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乃是一个统计的概念，它是一个平均值。但是，生产单个商品的劳动时间是不会有平均值的，不论该商品是规格化的还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简单的事实蕴含着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问题。 　　设某地区D、某年度生产N顶同样的草帽，制造这些草帽的全部劳动时间为T，而a是这些草帽中的一顶，则比值qT/N就是a的价值。把这N顶草帽的集合记作G，则T和N都是G的特征量，因此q也是G的一个特征量。另一方面，a是单个商品，制造a的劳动时间没有什么平均值。而且，由于制造这N顶草帽的诸厂家的劳动生产率各不相同，一般地说，q也不是制造的a的劳动时间。因此，q并不是a的一个特征量。但是，q却是a的价值，而不是G的价值。于是，在语义上，q作为a的价值却被表成了a的特征量。在这种意义下我们说：q这一G的特征量被“投射"在a的身上，或者说，a“映射"了G的特征量q。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绕口令般的命题： (a) 单个商品的“价值”，不是该商品的一个特征，而是在该商品身上映射某一“商品的集合”的一个特征。 　　根据命题(a)，商品的价值依赖它所映射的“商品的集合"，从而它乃是相对于该“商品的集合"的价值。因此，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应把q称为“草帽a相对于集合G的价值"。在这里，G只是包括a的草帽集合之一。抽象地说，对于另一个包括a的草帽的集合，a也有相对于它的价值，这将是a的另一价值。于是，商品的价值由于依赖它所映射的“商品的集合”而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人们会问：在任一给定的时刻，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确定的，从而在一定时间里，其平均值也是确定的。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价格的平均值，因此也应该是确定的。现在你却说它不确定，这不是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吗？ 　　事实并非如此。别忘了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社会”两字有文章。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单个草帽a的价值由我们所考察的地区D的一顶草帽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确定，这意味着地区D不与其他地区进行草帽的贸易。在交通不发达的地方，这是可能的。但这一前提可能由于一条铁路的通车而不再成立。如果地区D的草帽的价格因该铁路的通车而降低，是不是表明草帽a的价值改变了呢？未必！地区D的草帽的降价可能是由于某种替代草帽的商品的输入，也可能是由于较廉价的草帽的输入。在前一种情况下，草帽a的价值未变，价格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改变；在后一种情况下，草帽a的价值下降了，但不是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社会的范围扩大了。换句话说，不是由于D地区生产N顶草帽的总劳动时间的减少，而是由于草帽a所映射的“商品的集合"（它将自身的特征投射在草帽a身上）有了如下改变：除了原来的N顶草帽以外，还包括其他的、更廉价的草帽。而草帽a的价值的这种变化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它所映射的“商品的集合"而具有的不确定性。 　　因此，只有不考虑市场的具体情况、没头没脑地问到某一特定的单个商品的价值，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出现。而政治经济学并不涉及这种类型的问题，它只考虑一个个确定的商品的集合的行为，而“单个商品的价值”则总是一个略语，用来表示该商品所映射的某一已知的商品的集合的特征。 4 独一无二的商品的价值 　　体力劳动的产品并不都是规格化的，它们可能是非规格化的、甚至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时，怎样计量它们的价值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考察黄金和金刚石的价值的计量问题。 　　先说黄金的价值的计量。这里说的是黄金而不是金条或金锭，其单位不能是“一条”或“一块”，而是应该是“一两”或其他重量单位。把某一年度用于生产黄金的全部时间除以该年所生产的黄金的总重量，就得到单位重量的黄金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确定了单位重量的黄金的价值。至于某一金条的价值，则还取决于这一金条的重量。此外，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刚才说的“黄金的价值”是指纯金的价值，而金条一般不是纯金的，因此必须考虑这一金条的“成色”。 　　于是，我们可以把某一金条的价值分解为两个因素，一个刻划该金条自身的特征，它包括这一金条的重量与成色；另一个在该金条身上映射某一集合的特征，它是单位重量的纯金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著名的大块金刚石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作为独一无二的商品的价值的典型的例子。把某一年度用于寻找金刚石的全部时间除以该年找到的金刚石的总重量，得到单位重量的金刚石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它确定单位重量的金刚石的平均价值。至于某一块金刚石的价值，当然也首先取决于它的重量。此外，与金条的“成色”相对应，某一块金刚石的价值还取决于表现金刚石的优劣程度的某种特征量，我们姑且称它为金刚石的“精度”。 　　金条的重量与成色都是某种“量”的特征，如果说重量是外延的量，则成色就是内涵的量。在不计改变黄金的成色的劳动的前提下，这两个表征“金条”的特征量都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金条的价值可以直接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确定。 　　金条的成色是指其“含金量”，但是，金刚石的“精度”却不是指它的“含碳量”。由于大块的金刚石都是天然的，而不是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它们的精度。因此，金刚石的“精度”乃是一个不取决于劳动时间而又决定价值的因素。为了言简意赅，我们称表现这种类型的因素的特征量为“外参量”（借用物理学的一个用语）。因为有了这一外参量，虽然从整体来说，全部大块的金刚石的价值取决于发现这些金刚石所用的劳动时间，但某一块金刚石的价值，却不能直接由其“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另一方面，从这个关于金刚石的例子我们看到，只要引进适当的外参量，劳动价值论也适用于独一无二的商品。 　　一块金刚石的重量与给定金刚石集合的单位重量的金刚石的平均价值的乘积，乃是这块金刚石相对该集合的“平均价值”。对于该集合来说，诸金刚石的“价值”的总和与它们的“平均价值”的总和是相等的。由此可见，金刚石的精度的作用，乃是在该金刚石的集合内部重新分配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一块金刚石的价值分成两个因子，一个取决于其重量与精度，它刻划这金刚石自身的特征；另一个是单位重量的金刚石的平均价值，它映射某一金刚石的集合的特征。这样，我们看到，命题(a)只适用于像大批量生产的草帽那样的商品，而对于像金刚石这样的商品，它就得改写成如下命题： (b) 单个商品的“价值”，不仅表现该商品自身的特征，而且还在该商品身上映射某一“商品的集合”的特征。 5 文艺作品的价值　　 　　命题(b)是在考察黄金与金刚石这样的体力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得出的，现在我们把它应用于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 　　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根据命题(b)我们得出结论：《阿Q正传》的价值不仅表现该作品的特征，而且在该作品身上映射某一“文艺作品的集合"的特征。那么，它映射了什么集合的特征呢？或许，我们可以考虑《阿Q正传》出版的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全部小说的集合，把该集合记作H。把创作集合H的全部作品的时间（包括构思、体验生活等等的时间），除以这个集合诸作品的总字数，会得到一个确定的商数s。此外，尽管有技术上的困难，作家的劳动的复杂系数r原则上也可以确定。这样，我们得到集合H的单位字数（例如，1000字）的平均价值rs，它是《阿Q正传》的“价值"中的映射集合H的特征的因子。 　　如果《阿Q正传》的字数为c，则crs是《阿Q正传》相对于集合H的“平均价值"。 　　为了确定《阿Q正传》的价值，还得考虑如下因素：第一，即使字数一样，精雕细琢的作品比粗制滥造的作品费时间，因此要考虑文艺作品的精细程度。第二，即使字数一样，并且同样地精雕细琢，一部鲁迅的小说和一部三流作家的小说的价值也不会一样。因此，我们还要考虑作家的水平。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用一个因子来表示，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如果说作品精细程度还与作家的劳动时间直接相关，那么作家的水平就肯定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了。因此，优质因子是一个不能由劳动时间确定的因子，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外参量。用k表示《阿Q正传》的优质因子，则kcrs就是《阿Q正传》这一文艺作品的价值。其中因子kc刻划该作品自身特征，而因子rs则是在该作品身上映射集合H的特征。 　　文艺作品的价值的计量和金刚石的价值的计量颇有相似之处：如果把某一文艺作品的字数比作某一块金刚石的重量，把该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比作该金刚石的“精度”，则该文艺作品所映射的集合的单位字数所费的时间的平均值就相当于单位重量的金刚石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一点不同，寻找金刚石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作家的劳动则是复杂劳动，其复杂系数乃是计量其价值的一个参数。 　　另一方面，确定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比确定金刚石的精度要麻烦得多，它涉及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还涉及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太习惯一年到头评奖、评工资、评职称、等等，从“文艺作品的精细程度”和“作家的水平”这一类用语难免使人联想到这种烦人的评定，而这种联想只有使我们对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有没有客观标准表示怀疑。但仔细一想，这种怀疑其实是由太多的不公正的评定引起的，而“不公正”的含义正是评定的结果与客观标准的偏离。因此，这种怀疑本身就表明客观标准是存在的，从而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在客观上其实是确定的。 　　人们会问：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确定，现在，你又说文艺作品的价值中有一个不能由劳动时间确定的“优质因子”，这不是违反劳动价值论吗？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确定，这是指“商品的集合”，而不是指“单个的商品”。这个问题不仅会在计量文艺作品这样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时出现，在计量体力劳动甚至简单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时也会出现。例如，寻找金刚石的劳动不是脑力劳动，甚至连复杂劳动也算不上。而在计量金刚石的价值时，金刚石的总体的价值虽然由找到这些金刚石的劳动时间确定，但某一块金刚石的价值，却还取决于它的精度，这个因素不能由劳动时间确定。这一事实并不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文艺作品也是这样。 　　如果在计算文艺作品的价值时，不考虑优质因子，从而把《阿Q正传》的价值算作crs，则商品的集合H的总价值仍保持不变。政治经济学只关心这一总价值，至于该集合内诸文艺作品的优质因子，则只不过引起它们之间的价值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对于确定单个作家所创造的价值是必要的，但它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之外的问题。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要考虑到作家劳动的复杂程度和作品的质量，则文艺作品的价值也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脑力劳动的产品。或许，这种方法能为评估脑力劳动者的贡献与报酬提供一个参考的基点。 　　注释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第223-224页

2004/03/27五柳村收到并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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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告诉我们，政企分开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这一限度就是必须确保公有制企业牢牢控制在人民手中，由于是政府代表人民在管理，所以必须确保这些企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无限度的政企分开只能导致无限度的私有化，导致无限制的垄断高薪